检方质疑教会债券投资的真伪，其依据是思创从未有意履行它对CHC的责任；康不同意并表明若有必要，教会将采取法律行动。
康希今日更多透露CHC与思创之间的关系。
CN摄影：傅仰正
今日下午，副检察官王守仁于庭上出示的证据似乎显示思创债券协议的条件——数额、利率与期限——都是康与其团队单方面决定的；他们从未与思创董事进行商讨。
检方重申该立场，进一步提出思创董事只单单对康、黄玉音、陈一平与周英汉所做的决定盖章同意；每一次美国音乐制作人贾斯汀赫兹（Justin Herz）要求付款时，掌控债券款项支取的人是他们，而非思创董事。
副检察官表示，这是为了确保城市丰收教会的资金在需要时可容易转移。
王建议，最终，思创债券为“虚假”因为思创本来就不是负责偿还教会的那一方。
康不同意，并表明债券非虚假投资，因为思创完全有意履行它对CHC的法律责任。
王挑战他的说法：“思创若无法偿还，那城市丰收会将思创告上法庭，取回1300万元啊吗？”
康回答：“思创若无法履行其法律责任，那教会就得将思创告上法庭。”
康也在庭上表示，整体的预算已经过思创董事的同意；其实，在签署思创债券协议之前，会计师黄玉音曾在2007年5月初与两名思创董事——钟嘉荣及何清伟——见面，她和他们讨论预算及专辑销量预测，该预算显示在2008年12月回本的机会很大。
康解释，只有在思创董事批准该预算后，康与其团队才得授权，为个别开销提出款项。
检方再来出示一封电邮，陈在其中向康传达思创可偿还1300万元债券给教会的一些方式，检方问道这为何是陈之责任。
康回答，这是因为发行专辑的日期延迟了。
但陈提到的情景为何只预测30万张专辑销量，这与康本身150万张专辑销量预测差上120万张？
康回答说：“法官大人，我想我在庭上作证的这些日子，我相信我们有文件显示我们常常以最坏打算或重大突发事件的情况进行情景规划——我们就是这样。我们喜欢为最坏的情况做打算，再看如果有突发事件，我们该怎么解决问题，而不是等到发生之后再让我们措手不及。”
这与昨日在庭上出示的另一封电邮吻合，当时黄以20万张专辑销量做预测。王也向康提出相似的问题，他针对的问题是康和其他团队成员销量预测“起伏不定”。
副检察官表示：“这里最坏打算的情况离你所说的实际预测有120万张；我向你提出，你会花时间做这样的情景规划是不可信的。”
康指出，这其实和他与其团队进行情景规划活动的方式是一致的；陈寄出那封电邮时，赫兹专辑销量的预测为100万张。因此，康请其团队以3分之1收入的情况做打算。
王坚持：“我向你提出，这里所反映的……不单单是最坏打算的情景规划。”
康回答：“我不同意，因为有好多份不同的预算可证明这点。”
审讯于明天早上9点30分进行。
检方质问康希与思创董事何清伟之间“激烈对话”的性质
检方今天在提出该论点时，试图显示被告，而非思创董事控制思创债券款项的支取；康在庭上表示只有在思创董事同意整体预算后，他们才可支取债券款项。
然而，一封2006年8月的电邮显示，康愿意支付美国音乐制作人贾斯汀赫兹一笔看似“额外”的30万元款项，这是在预先同意的预算范围之外。
康解释，这可能是跨界计划后来阶段的一部分；黄玉音之后会通知思创董事他们支付这笔款项，为确保他们对“我之前支付这笔钱”没有问题。他表示，他们若有问题，他与何清伟就会进行“非常激烈的对话”。
副检察官：你可否解释，你与何清伟进行激烈对话是什么意思？
康：清伟会找我谈，法官大人，我们曾经有过几次激烈会议，这是不在预料中的款项，最终纳入清伟和嘉荣同意的第五阶段预算里。
副检察官：不好意思，“激烈对话”是什么意思？
康：换句话，他可能会骂我。
副检察官：骂你做什么？
康：超支。
副检察官：你花的是他的钱吗？
康：是思创的钱。
副检察官：思创的钱是他的钱吗？
康：不，但法官大人，他是董事。
副检察官：所以，虽然这里，他同意发行1300万元债券而思创必须背负这个责任，但他会骂你寄出30万元？
康：他没有。
副检察官：你记得他骂过你吗？
康：法官大人，他没有。
